史记注译解简体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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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迁（前145—87?），字子长，左冯翊夏阳（今陕西韩城）人。父司马谈有广博的学问修养，曾「学天官于唐都，受易于杨何，习道论于黄子」。又曾为文「论六家之要旨」，批评了儒、墨、名、法和阴阳五家，而完全肯定地赞扬了道家，这说明他是深受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的影响的。司马谈在这篇论文中所表现的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，无疑给司马迁后来为先秦诸子作传以良好的启示，而且对司马迁的思想、人格和治学态度也必然有影响。汉武帝即位后，司马谈做了太史令，为了供职的方便，他移家长安。在此以前，司马迁「耕牧河山之阳」，即帮助家人做些农业劳动，同时大概已学习了当时通行的文字——隶书。随父到长安后，他又学习了「古文」（如《说文》的「籀文」和「古文」等），并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《春秋》，向孔安国学习古文《尚书》。这些对年轻的司马迁都有很深的影响。

　　司马迁在二十岁那一年开始了漫游生活。这就是他在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所说的：「二十而南游江淮，上会稽，探禹穴，规九疑，浮于沅湘。北涉汶泗，讲业齐鲁之都，观孔子之遗风，乡射邹峄，乙困鄱薛彭城，过梁楚以归」。归后「仕为郎中」；又「奉使西征巴蜀以南，南略邛、笮、昆明」。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、封禅，游历了更多的地方。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，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。这对他后来著作《史记》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

　　元封元年（前110），汉武帝东巡，封禅泰山。封建统治阶级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盛典，司马谈因病留在洛阳，未能参加，又急又气，生命危在旦夕。这时司马迁适从西南回来，他就把自己著述历史的理想和愿望遗留给司马迁，司马迁流涕说：「小子不敏，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，弗敢阙!」三年后，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，他以极大的热情来对待自己的职务，「绝宾客之知，亡室家之业，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，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」。并开始在「金匮石室」即国家藏书处阅读、整理历史资料。这样经过了四、五年的准备，在太初元年（前104），他主持了改秦汉以来的颛顼历为夏历的工作后，就开始了继承《春秋》的著作事业，即正式写作《史记》，实践他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。这年司马迁是四十二岁。

　　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，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。天汉二年（前99）李陵抗击匈奴，兵败投降，朝廷震惊。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，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。正好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，他就把他的想法向武帝说了。武帝因而大怒，以为这是替李陵游说，并借以打击贰师将军李广利。司马迁就这样得了罪，并在天汉三年下「蚕室」，受「腐刑」。这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耻辱。他想到了死，但又想到著述还没有完成，不应轻于一死。他终于从「西伯拘而演《周易》，仲尼乙而作《春秋》，屈原放逐，乃赋《离骚》，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」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，于是「就极刑而无愠色」，决心「隐忍苟活」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。出狱后，司马迁升为中书令，名义虽比太史令为高，但只是「埽除之隶」、「闺合之臣」，与宦者无异，因而更容易唤起他被损害、被污辱的记忆，他「每念斯耻，汗未尝不发背沾衣」。但他的著作事业却从这里得到了更大的力量，并在《史记》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愤怒和不平。到了太始四年（前93），司马迁在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说：「近自托于无能之辞，网罗天下放失旧闻，考之行事，稽其成败兴坏之理，凡百三十篇。」可见《史记》一书这时已基本完成了。从此以后，他的事迹就不可考，大概卒于武帝末年。他的一生大约与武帝相始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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